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次贷危机十年，反思仍在路上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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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对一个金融体系潜在失灵问题，无论是轻微还是重大失灵的集中纠正。每次的金融危机都是非常好的深刻反思的机会。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所出现的需要集中纠正和检视、反思的问题在这十年当中被一些人重新设计，披上金融创新的外衣。

原文 ：《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次贷危机十年，反思仍在路上》

作者 | 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

图片 | 网络

金融危机的内涵与逻辑

从2007年开始，次贷引发了危机，到2008年这个时候，以雷曼兄弟的倒闭作为重要的接口，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这暴露出来一系列的内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信贷质量失控。表现为三个“不合格”：一是不合格的放贷者。在美国50个州突然冒出很多的州立放贷机构和房贷中介，这些放贷者没有很好地受到监管，也没有审核的许可。二是不合格的借款人。这些人信用评分不足，低偿还能力或者根本没有偿还能力，就可以获得房屋的贷款。三是不合格的信贷技术，当时美国发明的零首付，还有气球贷款。气球贷款不用还本金，就还利息，到最后一次性还本。这三个“不合格”标志着信贷质量严重失控，是引发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当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发生关联的时候，千万不要高兴。对这样的事情恐怕惧怕的成分更多，当信贷市场与金融市场关联的时候必须要有健康的前提，没有健康的前提就会出问题。证券化与结构化的技术造成了很强大的杀伤力。

一是以次级放贷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产品逐步被“简化视同”为普通债券产品得到评级，定价和流通交易。因为评级公司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评次级放贷为基础的这些证券化产品。

二是做着各种嵌套。在中国市场上，通过嵌入一个信用衍生产品的“创新”名义来做“增信”，误导市场上的安全预期。

三是引入了证券化的证券化等“多层嵌套”安排，形成了相当复杂的“资产池”并对整个资产池来个模糊统一估值，掩盖了不同资产的风险实质和它们之间的差异。总的趋势是倾向于把风险低估。

后危机时代的监管重塑

2008年以后，我们把一个论坛改成了巴塞尔协议委员会，在G20的框架下，财长、央行行长、监管者都进行了共同的参与。到了2017年12月份，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巴塞尔协议III：后危机时代改革的最终方案》，标志着后危机时代整个监管改革金融规则的制订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历时整整有9年时间，巴塞尔协议确立了资本监管的主线，仍然持续得到明确和强化。经过这么多年反复讨论，认为资本监管的主线还是要加强，但也应当时刻思考，危机暴露出的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市场、监管一系列问题都不是光靠资本监管的单一方法可以全部解决的。这一点也得到了明确。

首先，资本监管改革。在分子部分：严格资本合格标准。提高资本实际吸收损失的能力。次级债和三级资本工具在危机中并未体现出预期的损失吸收能力。在分母部分：完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框架。限制内部模型的使用，进一步完善标准法，平简计量方法的风险敏感性、简单性和可比性。最后，力图修正违约的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的亲周期性。

第二，推动宏观审慎监管。运用更宏观审慎的监管工具，这里面分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资本、储备资本、杠杆率、前瞻性拨备等，二是跨业维度，要控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负外部性，限制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敞口、同向行为，弱化他们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度等。

第三，加强流动性监管。一是设立国际首个统一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流动性覆盖率（LCR）。以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与未来30日现金净流出量之间的比率，反映压力情景下，商业银行应对至少未来30天流动性需求的能力。二是设立中长期流动性存量指标——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可用稳定资金与所需稳定资金之比，引导银行避免过度依赖短期批发融资。

反思次贷危机，厘清错配

次贷危机十年，反思仍在路上，需厘清这次金融危机的关键词——错配。

第一个层次：贷款与家庭实际负债能力的错配造成不合格的贷款家庭。第二个层次：复杂金融产品与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的错配，证券化产品与过度依赖模型计算和外部模型的金融机构等等，和你自己风险定价能力。第三个层次：金融机构本源定位与所经营业务的错配，商业银行偏离主业，更多向投资银行、投资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异化，造成自营和表外业务过度膨胀，过度依赖短期负债等等，去赚快钱，以及进入完全不熟悉的领域，进行管理。

2008年危机的教训是——错误的机构在错误的周期内以错误价格与错误的交易对手进行交易。同时，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市场主体，都没有足够的主动性和能力纠正错误。事实证明，事后的纠错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可能数百倍于事前防范的成本。

巴塞尔协议Ⅲ的推进与银行的回归

对错误的纠正本身就是对常识的回归，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就是银行持续运营的本质规律。所以，做银行的人首先要懂得一个道理，做金融最重要的道理是只有持续运营地存在才能对社会和老百姓负责任。所以，有效实施资本约束是永远抑制银行内在规模冲动、速度冲动和的短期利益的最重要的基础工具。

坐实资本+厘清资产，保持真实合理的资本充足水平是银行经营的应有之义。坐实资本，构建实际有效的风险抵补能力；厘清资产，回归表内本位，准确反映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

良好有效的公司治理是核心要义。外在的规则约束如果缺乏市场主体的自我认同和自觉实践，就难以充分发挥效力，甚至成为博弈规避的对象。

因此，需要建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体系。一是坚守银行的功能本位，明晰面向公众存款人的刚性兑付的受托责任，因此才能按照负债的风险偏好合理安排投资行为，例如审慎经营文化、着眼于穿越周期的长期经营理念等；二是能够充分形成有效制衡，有效约束偏离主业行为和短期行为；三是能够形成市场化的经营导向，遵循市场规律，尊重金融法则，遵守风险规则。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首先，金融体系和业务复杂化，进行监管规则的设计，导致自身的过度复杂化。要思考基于此而进行的监管规则设计，是否会导致自身的过度复杂化，从而产生了两方面问题：一是监管成本的高企；二是加重市场规避监管的冲动，造成更为无意义的“猫鼠博弈”。

其次，通过股改上市推进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造，需要同步反思资本市场的成熟度和完备性对上市银行经营行为的影响。缺乏耐心、短视的资本市场是否也会对上市银行的风险偏好和经营行为产生扭曲。

第三，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影响金融商业模式和风险形态的重要变量，且影响速度正在显著加快，不同金融业务和机构之间的边界似乎正在变得模糊。如何前瞻性的研判应对，在创新和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合理地设置监管标准，都是现有规则体系尚未深入讨论的方面。（本文为作者在“中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高级研讨会暨巴塞尔协议三十周年和金融危机十周年高级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6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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